山东省大学生村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答案2

2020年07月10日 420点热度 0人点赞 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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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论述组题---为题目类型
给定材料 1.小福,11岁,五年级学生,父母都在佛山打工。大姐和三姐在读中学,住在学校。二姐没读书,出门挣钱了。于是,在小江镇黄沙村那座矮房子里,小福只好一个人生活,身边甚至没有一个监护人。 这座房子在村里也很显眼,因为它的破败。三间瓦房,低矮阴暗,墙面斑驳,屋梁黢黑。屋内是泥土地面,雨后泥泞得像沼泽,踩下一脚就陷进半只鞋子。 在这里,小福每天放学后到小溪边洗衣服,到地里摘菜做饭。菜是叔公帮忙种的,除了这个,她什么家务都能自己做。 这是我们看得见的贫困。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孤苦无助。 塘楼小学的校长说,不久前的一天,小福突然没有来校上课,一打听,原来是她家在一夜大雨后被水淹了。面对家里齐腰深的水,小福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等积水在未来几天自行流走。 一个人不敢在家里睡觉也是经常的事。有时候从噩梦中惊醒,却找不到电灯的开关,小福就怕得要命。她常常不得不偷偷向邻居的孩子求助,以便夜里去挤同一张床。 但是同伴的家长不欢迎她,小福在他们眼里是缺乏父母管教的坏孩子。有一次,她在夜里突然看见,这个同伴的妈妈佯装去睡觉,结果却在窗口看着她。这是她觉得最恐怖的事。 大姐去读高中前,把一个大大的娃娃熊留给了小福。晚上在家里,只有它和她相依。 这个没有大人照顾的孩子,一年到头唯一可以打交道的就是童年玩伴。在学校里,她和另外3个女孩结拜成了姐妹,四姐妹平常为一点小事就吵架。最近的一个生日,小福没什么庆祝的,就和同伴把教室搞得乱作一团,被老师惩罚了一番,才总算把生日过得有点特别。 和很多留守儿童一样,小福对学习兴趣不大。年初刚开学,她就把日历翻在了7月6日,这是期末考试的日子。她在这一页上写着:“你一定要快点到哦”。 在日历旁边的墙上,她的笔迹众多,其中有一句写道:“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2.“这个国庆节,除了做作业,我都在看电视,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娱乐方式。”正在阳新县龙港镇完全中学读初二的小陈说。曾在广州农民工子女学校读了4年小学,13岁的他已能感觉到农村与城市存在的巨大差异。 小陈家住阳新县洋港镇坳上村,父母都在广州务工,平时跟爷爷奶奶住。国庆7天假,家里的电视机是他唯一的娱乐设备。村里没有文娱场所,没有农家书屋,甚至同龄的玩伴都很少。 “第一天,我没做作业,看了一天电视,但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台,没什么好看的。”小陈说,最好看的还是《水浒传》等电视剧。看一天电视,他就开始做作业,“每天都在看电视、做作业中不断反复,这就是我的节日。”电视机旁的桌上堆满课本、草稿纸、历次月考的试卷等,看不到一本课外书。小陈说,镇上的小书店除了辅导书,“闲书”难找,而且也没那个时间。 10月3日,听说舅舅回家了,他又到外婆家玩了两天,“外婆家除了电视外,也没别的好玩的,就是吃的东西多一些。” 3日这天,妈妈从广州打来电话,这时小陈满脸笑容,他对外婆说:“我妈来电话了。”这就是他最大的快乐。有时他也想给妈妈打电话,但怕他们在外打工忙,一般都不打。 当然,他也开始懂得寻找自己的快乐,带弟弟们一起玩耍甚至照顾弟弟们。因为叔叔也在外务工,爷爷奶奶在家带三个小孩,他最大,偶尔也带堂弟们玩。“同龄的伴儿很少,我经常带堂弟们玩,这样有了玩伴,还帮奶奶照看了小孩。” 想念城市的生活吗?小陈想了又想说:“既想又不想。”矛盾的回答,折射出了留守儿童矛盾的心态。因为他留在老家,是留守儿童,远离父母;而在广州,虽跟父母在一起,但却背着进城务工子女的身份,只能上较差的小学。 但他想念远在广州的父母,想念广州玩耍过的悠悠球,还有那里的书店。“我在广州读书的时候,住的位置不远处有家超市,超市的书店好大,看书不收钱,假期我都在那待着。”小陈说,他还清楚地记得在那书店看了很多奥赛的书,最后还获得小学奥赛金奖。 他还记得自己的小学只是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无论设施还是师资都比较差。无论在广州,还是阳新老家,他都一样有些孤独。 从小学2年级转到广州读书,渐渐适应了广州的读书生活,但小学毕业后,他不得不回来,因为如果不回老家读初中、高中,将来无法在当地高考。 3.农民工长期背井离乡、抛家别子,已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劳动力人口和人才的流失,其实就是优质发展要素的流失,必然会降低输出地区的持久竞争力和发展活力。除却经济方面的影响,父母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对留守儿童来说是最大的伤害。 留守儿童无力独自抵御意外和凶险。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很多留守的孩子,不仅遭遇危险,也在制造危险。《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在2014年发布,其中指出,留守儿童往往有严重的自卑感,但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大多数儿童对父母充满怨恨,盲目反抗。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4.在国外儿童保护体系中,家庭是首要责任主体。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儿童保护及其他福利权利,国家和社会在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方面承担补充责任,强调儿童的养育和保护的首要责任主体是父母和家庭。 美国也是如此,在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经过百年的发展后,最终形成了明确的政策指向,进一步肯定了家庭对于保护弱势儿童的核心地位。由于家庭是儿童的成长最佳环境,对弱势儿童的救助国家注重维持其家庭环境的完整与良好,并尽量为儿童提供永久性的家庭安置,以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 对于不能为孩子提供良好成长环境,无法实施有效监护的家庭,国家还会通过“监护权转移”的方式,剥夺父母监护权,并对监护权转移之后的工作进行系统性追踪。 美国父母对孩子的照护权及监护权弹性浮动,一切以孩子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24小时都处在直接监护下,否则监护人就有可能犯“忽视儿童罪”。任何人见到儿童被忽视而不举报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美国人特别喜欢管“邻居家的闲事”。 接到举报的儿童福利工作者核实后如发现确有儿童遭虐待或忽视的情况,儿童保护机构或法院会评估案件,决定采取何种干预措施。根据案情轻重,干预措施可以是志愿性的协助或服务,也可以是法庭强制性的监管措施,甚至中止父母的监护权。 针对被剥夺监护权的家庭,通常政府会介人,孩子由政府福利机构暂时收养,直到找到合法合格的临时监护人。对于这些父母,儿童保护方面的机构会安排专门的心理工作者对其进行心理矫正辅导,辅导结束后再由相关机构进行评估,评估合格者才能再次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转移监护权要求整套社会和法律系统有很高的成熟度,在转移监护权之后,不但能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更要有利于孩子的精神和心理成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中国一些地方也曾将孩子交给民政部门监护,但民政部门实际很难监护好孩子。 对于中国是否适合美国式的监护干预制度,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指出,除了儿童群体极其庞大之外,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制度,让合适的个人或机构来替代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责任,也没有专门而稳定的财政支出来承担各项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执法部门无法强制性地帮助一些孩子脱离已经深陷其中的生活和心理泥淖。” 5.在与外出打工父母对话的过程中,经常听到类似“我们在外面太远顾不上,就只能让老师多费心”的话。在北京做快递员的王全生有时候送完快递已经是晚上9点多,周末也不能休息,“我忙得连喝水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哪有空想孩子这事儿那事儿的。在学校就是交给老师了,放学有他爷他奶奶看着。”面对“你关注过孩子的心理状况吗,关注过他的性格、情绪吗”等问题,王全生撂下一句“我小时候也没人管过我啥心理啥情绪,农村孩子,不都是这么胡乱长大的”,骑着电动三轮车奔向下一个送货点。 更有年轻人生了孩子就扔回老家,除了偶尔寄钱回去,完全没有想过作为父母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打工的时候遇上了我老公就在一起了,有了孩子就生了,没想太多,也没啥计划。”25岁的陈玉妹在河南漯河做美甲师。每天晚上下了班,她都会去公园跳舞,或者约同事逛街。“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每次打电话孩子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根本不想过那种一天做三顿饭,伺候孩子伺候鸡、猪,三五天也洗不上一次澡,一年在地里也刨不出两万块钱的日子。” 毕节四个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的惨剧发生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问责:七星关区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另有乡干部、村干部、学校老师受到纪律处分。 “据了解孩子的母亲离家不归,外出打工的父亲在事发前一段时间也联系不上,孩子们出了事,相关干部和老师被问责,家长却没有被追责,这会不会鼓励更多的家长对孩子不负责任,完全指望政府?”当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道出了疑惑。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心理教研员曹薇分析,一个孩子带着弟弟妹妹走向死亡的道路,他的心理健康一定存在很大的问题。心理问题的根源,家庭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学校和社会。很多家长有误区,认为他们将孩子抚育到三岁送人幼儿园后,就归老师和政府管了,他们的职责就不存在了。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妇联主席吴洪芹还有一个身份,是福建省妇儿工委副主任,负责协调妇儿相关工作。吴洪芹介绍,福建全省有20多万留守儿童,她曾与福建省相关负责人去调研。“去了闽西北的一个县,那里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吴洪芹说,这一蹲点就是三个月。调研发现,有个别外出打工父母存在“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行为;极端个案是,有的家长给当地乡长、镇长门口贴个条,大意是“我走了,娃留下;他出事,你下岗”。 “这就是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吴洪芹说,这种把教养子女的责任完全推卸给政府和社会的行为,不仅仅是失职,甚至可能催生留守儿童犯罪问题,“因为现在少年儿童出的问题,更多是因为缺少家长陪护。”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关注到了2016年国务院针对留守儿童发布的相关文件。倪邦文表示,今后如果留守儿童出现问题,父母应负首要责任,同时加以各方社会力量辅助。“刚性约束加柔性调解,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有媒体评论指出,贫穷、流浪与关爱自己的孩子并不必然冲突。唤醒农民工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对子女成长的关爱,比零星或偶尔为之的社会帮扶要重要得多。 贵州省妇联权益部部长任亚军建议提高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希望劳动力流人地政府和企业能够配合做好务工人员的家庭教育工作,提高强化他们作为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并安排探亲假等,让务工人员能定期回家看望孩子。 6.当二年级的小静丽面对如果父母不外出打工的假设,发出“我们家就没钱盖新房子,俺弟就娶不上媳妇儿”的善良纠结;当13岁的彝族留守少年被举到空中,感受“从来没人这样抱过我”“天空跟我更近了”的异常兴奋;当五年级的留守学生在教室墙上,写下“保护妈妈在城里不被人欺负”“让全家人住在一起”的最大梦想…… 这样的生存状态,从另一个侧面也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外输的真实写照,是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缩影。缺少父母的陪伴与亲情的温暖,留守儿童的成长显然比其他孩子需要更多一些自立自强,因为他们要面对生活中更多不确定的考验。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经受住留守生活的洗礼。如果缺乏必要的引导扶助,留守生活带来的磨砺不仅无助他们健康阳光地成长,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在采取各种措施缓解留守问题,在出台政策、建立档案、定向帮扶、心理干预等方面积极摸索实践。越来越多的外出父母也开始反思留守对孩子的影响,弥补自己的监护责任,考虑就近打工、单方外出,多与孩子联系交流、常回家看看。尽管有些举措与尝试效果难以立竿见影,甚至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共同应对留守儿童问题刻不容缓,已然正在成为当下的共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留守问题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在发展中形成破解的动力与合力。如何推出更科学、更有效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理当成为举国上下擘画“十三五规划”之际认真审视的一个重大议题。 留守问题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未来均息息相关。各级政府部门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诚然要承担更大的主导责任,因地制宜地考量配套措施,主动作为拓宽破解路径,以善治推动社会、学校、家庭参与共治,既着力于地区扶贫开发加快发展,改善留守儿童当前的窘境;又为地区未来发展累积后劲,进行必要的人力资源储备。 “留守”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型中面临的阵痛,而我们却不能任其成为发展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我们不奢望哪一种举措能一劳永逸,但我们希冀通过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努力,让每一个留守孩子都能更体面更有尊严地成长,让每一朵梦想之花都有绽放的机会。
1.阅读给定材料,概括材料中的留守儿童面临的困难。 要求:概括全面,语言简明。不超过200字。
2.请根据给定材料4~5,谈谈与美国相比,我国在儿童监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 要求:分析恰当,文字简练。不超过300字。
3.给定材料5中提到,很多家长认为他们将孩子抚育到三岁送入幼儿园后,就归老师和政府管了。他们的职责就不存在了。请围绕这一话题,结合给定材料和社会实际.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见解深刻,立意明确,思路清晰,语言流畅。不少于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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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

每天,叫醒我们的不再是闹钟,而是梦想